我体会,去年3月份对于钱钟书和杨绛二位先生来说,是一个多么可怕的日子,他们唯一的爱女钱瑗,被病魔夺去了生命,在人间演出了一出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惨剧。
1990年春,钱瑗老师曾到我所在的英国新堡大学做高级访问学者,当时她任北京师范大学外语系副主任、英语语言文学专业教授,我们有了一段很密切的交往。
钱老师身为教授,来英后不过住在学生宿舍而已,6人合用一间厨房、餐室和卫生间。周末时,英国学生把各自的男女朋友拉来,打开几听啤酒,大声放摇滚乐。有时整个楼好像都在颤抖。钱老师却不太在乎,只当作是某些社会学家所谓“参与观察”。一次,几个学生放当时流行的“颠屁股”,边唱边颠,姿态虽不雅,唱词却抑扬顿挫,合辙押韵。钱老师对此大有兴趣,问他们是什么曲子,词是否为自我捏造,等等。那些学生见她认真的样子,便给她详细讲述了“颠屁股”的来历和其中的各种技巧。后来,我们走在街上,听到某商店正在大放“颠屁股”,钱老师还给我介绍一番,并说:“这对中国学生学英文诗歌的节奏韵律能有帮助。”
钱老师主要研究的是英语文体学,介于语言学和文学之间,当时国内对此还比较陌生。钱老师为让学生既能学到知识,又能提高兴趣,利用在国外的半年时间,大量收集有趣的实例。比如我们当时最爱去的一家冷饮店叫作JuicyLucy,就是因为其店名押韵。类似的例子还有专卖内衣的NaughtyButNice等等。钱老师的英文著作《实用英语文体学》里,收录了许多生动有趣的例子。
钱老师在新堡期间,英国媒体仍然连篇累牍地对中国的内政加以评说,观点片面。钱老师虽对所听到的言论很少加以评论,却也关心周围人们的反映,尤其是那些从香港、台湾、新加坡来的华裔学生的反映。有时,她会给这些学生介绍一些中国的真实情况。她讲得有根有据,使听者信服。她从不耸人听闻,更不见风使舵。当时新堡一家出版社利用国内的事件赚钱,仓促印发了一本题为《火种》的文集,收录的主要是80年代后期国内新派诗人、作家的作品,也包括一些著名作家对“文化大革命”反思的文学创作。那些华裔学生对“文化大革命”无真正了解,对中国大发议论。钱老师也只是耐心地给他们讲90年代的中国与“文革”时的中国有何不同,帮他们分析并理解现实。后来,几位新加坡学生毕业后,到中国旅游,亲眼看到了国内的情况,给钱老师写信,感谢她给他们提供的准确的信息。
钱老师深知在国外学习进修机会的宝贵,充分利用时间。每天都要到图书馆查阅、复印资料,或是与大学里的教授、学者讨论具体问题,甚至参加我们系的教务会议,以便深入了解英国大学的教学与管理体系及方式。当她看到某些从国内来的“访问学者”,整天游手好闲,无所事事,心里很不安。她曾主动帮助一位在新堡进修的国内某大学的讲师收集资料,并每周两次给她开课,讲语言学的一些基础知识。这位教师回国一年后被提升为副教授,还写信感谢钱老师在新堡时对她的帮助。当然也有某些不那么领情的人,对钱老师的好意不以为然。这些人回国后也一样升为副教授,甚至教授。他们往往觉得钱老师过于认真。
一次,钱老师在我的办公室打字,我导师Milroy教授怒气冲冲破门而入,手里挥舞着我博士论文一节的草稿,问我其中对某语言学家观点的评论,是自己读了原著有感而发,还是从别人的评论中照搬来的。我自觉心虚,只好承认是从别人那里“移植”来的。我导师当着钱老师的面把我训了一顿,教育我一定要看原著,不能道听途说,因为别人发表议论时,已经夹杂了自己的观点,和原作者的观点不会完全一样。我虽知是自己的不对,但仍希望钱老师能替我解解围。可没想到钱老师对Milroy教授的批评完全拥护,并表示她以后也一定要教育自己的学生以原著为本。后来听她的博士生讲,钱老师真是如此要求学生的,让他们吃了不少苦。但当学生们发现原著的观点与别人转述的差别时,他们是能体会到钱老师这种教诲的甜头的。
钱老师并非一味读书。她兴趣广泛,时常到学校附近的小湖边看人家钓鱼,并向钓鱼者讨问其乐趣何在。学生宿舍区中心有一片绿地,上面有几头老牛漫步、吃草。钱老师每天从那里路过,都要停下来和老牛无语对话。渐渐地,老牛们好像也认识了钱老师,看见她来了,也都一个个慢悠悠朝她走来。我当时的房东Elma租有一块园地,种些花果蔬菜。钱老师以为其乐无穷,对品目繁多的花草如数家珍。Elma对我说:“我看瑗对这园子比我还热心。”钱老师回国后要我给她寄的图书里,常有花卉植物方面的书目。
当时我们花课余时间最多的大概要算是去剧场。从莎士比亚到奥斯本,从格什温到巴兰钦,我们几乎看个遍。当然看过的并非都喜欢。钱老师欣赏的主要还是内容,不拘形式。比如好莱坞的歌舞戏《第四十二街》里,演员们身穿美国国旗改成的短裤,在美元模型上边跳边唱“钱!钱!钱!”,热闹非凡,钱老师看得却直打瞌睡。而看当地一家业余剧团自编自演,反映英格兰人与苏格兰人争土地的短剧,道具简陋,音乐抽象,她却看得津津有味。我房东Elma常有巡回演出的演员来做房客,得知钱老师的兴趣,便拉她来和一些演员见面。钱老师和他们很谈得来。许多演员对Elma说:“这位中国教授比我们知道的多多啦。”
钱老师回国前,把收集的各种资料整理好。其中许多是她用自己节省的生活费为北师大外语系购买的图书,但因实在太多,只好花钱邮寄一批,可还是超出随机托运行李的重量限制,无奈打电话给伦敦大使馆教育处的人士,问他们可否给民航开张证明。人家听说她要带回的全是书籍资料,虽不理解,却也痛快地给她办了。据我所知,钱老师带回国的东西中,除了书籍资料,只有给她母亲杨绛先生买的一个厨房做饭用的计时器,和给她父亲钱钟书先生的点煤气用的点火机。
临别前,钱老师还给系里的同事赠送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礼物,有印制精美的水墨画,还有做工考究的围巾等等。最后把一块玉制的连心锁留给秘书,作为给全系的纪念。如今,钱老师已因病过早地离开我们,她留下的连心锁,却仍挂在我系办公室的书架上。来访的人不知它的来历,却常常被它的美丽所吸引。认识钱老师的人,每当看到这块连心锁,都会回忆起它的原主在英国的日子。